文史|乾隆朝有哪些五花八门的文字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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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作者:张宏杰

  康熙、雍正两朝文字狱大约三十起,而乾隆年间,约一百三十起文字狱。

  在约一百三十起文字狱中,低级知识分子,也就是童生、秀才、监生、武生等,占近四十起,平民五十多起,二者合计,占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二。这些人的职业五花八门,其中有裱背老板、酒店老板、当铺老板三人,童生四人,教书先生四人,江湖郎中一人,菜农一人,帮工两人,轿夫一人,算命先生三人,裁缝一人,无业游民一人,和尚五人,职业不清者二十二人,又各种职业的疯汉十八人。

  这一现象,是乾隆以前任何一个朝代的文字狱从未发生过的,这就打破了士大夫阶层“垄断”文字狱“专利”的局面。

  逞才获咎型文字狱

  传统社会中,永远有那么一类读书人,身无分文,心忧天下。虽然终生不仕,他们却总不甘心放弃“献身政治”“致君尧舜”的宏大理想,因为圣人告诉他们,这是士人活着的唯一目的。

  乾隆四十五年(1780年)七月五日早晨,广西布政使朱椿出门想去桂林城外一游。官轿刚刚出胡同,路边抢出一位老者,颤巍巍跪在路边,手中高举一册文书。朱椿心烦,看来又遇到一位告状的,真是官身不自由!

  及至随从把文书递到他手里,才发现并非如此。文书封面上题着两个字“策书”,原来是一份政策建言书。打开一看,端楷正书,字迹娟秀,内容有五条:

  一、请朝廷进一步减免钱粮,减轻底层百姓负担;

  二、建议各地添设社义仓,以救济贫民;

  三、革除盐商盗案连坐;

  四、禁止种烟,以利百姓健康;

  五、裁减寺僧,减轻社会负担。

  文章层次清楚,文字明晰,是一份有数据、有分析、有办法的政策建议书。与一般的书生建言不同,这份报告还有许多定量分析。比如在论述广西的种烟之害时,书中写道:“今种烟之家十居其半,大家种植一二万株,小家亦不减二三千。每万株费工人十或七八、灰粪二三百担,麸料、粪水在外……总种植烟苗始末之工费以图耕稼,种植杂粮,实可以活天下大半之人。”

  一个老知识分子关心家国的拳拳之意跃然纸上。

  看完了策书,朱椿脸红头涨,神色大变。他命身边的几个随从:“立刻把老头拿住捆上,绝对不许逃脱!”

  游兴已经一扫而光,朱椿立刻转轿回府,把老人带过来细细审问。老人一看方伯(地方长官)大人没有如期待的那样把他延为上宾,热情款待,反而疾言厉色,如对大敌,一时不知所措,跪在地上原原本本从头道来。原来这个老头名叫吴英,是广西平南县人,读了一辈子书,只考上了一个秀才。如今六十岁了,身体多病,眼看着朝不保夕,不甘心就这样死去,便想把自己对国家和皇帝的忠爱之情化为这一纸策书,若能对社会有所贡献,也算不负到人世来了一趟吧。

  朱椿连夜给广西巡抚写了一个汇报,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政治案件。其罪有二:一是普通读书人胆敢批评国家的政策;二是行文中犯了圣讳。原来,这篇策书中“圣上遵太后之遗命,免各省税粮,其德非不弘也……圣上有万斛之弘恩,而贫民不能尽沾其升斗”一段,两次用了皇帝名字中的“弘”字,没有避讳。

  第二天,这桩案子就转给了广西巡抚姚成烈。姚成烈放下手中所有事情,全力处理此案。他命人兵分两路,一路赶往吴英在省城的投宿地鼓楼街的涂鼎茂客店,逮捕客店老板和小二,搜查吴英的随身行李,看有没有其他字纸文书。另一路赶赴吴英老家平南县,抄家捕人,把吴家搜了个底朝天,把吴英所有直系亲属二十多人都捆绑来省城,连夜进行审讯,对所有人都动了大刑,当场打残废了两个人。审讯的重点是这份策书后面还有没有同谋。

  审讯的结果非常简单:这确是吴英“实思献策,冀得功名,并非怨望诋毁”,自己一个人闭门所写,与其他任何人没有关系。

  确信已经审得了实情,姚成烈立刻写了一份奏折,向皇帝汇报了此案。他提出如下处理方案:

  一、秀才吴英生逢圣世……不知安分,妄递策书……其中竟然冒犯皇帝的圣讳,并且有批评指责朝政之处,殊属丧心病狂,案情重大,未便稍宽。应以“大逆”罪,凌迟处死。

  二、吴英的两个儿子吴简才、吴经才,亲弟弟吴超,亲侄子吴达才、吴栋才,均已经年满十六岁,请按照“缘坐”律,斩立决,先行刺字。

  三、吴英的继妻全氏,妾蒙氏,儿媳妇彭氏、马氏以及未成年的幼子懋才、张才,还有幼孙亚宣、亚二、亚儿,幼侄伟才、观奇、亚三,都发配给功臣之家为奴。

  这道奏折以六百里加急的速度被送往北京。万里迢迢到了北京,已经是九月份了。九月底,乾隆皇帝在和大学士九卿等人反复多次认真研究了这桩大案后,做出了如下决定:

  第一、第三条如广西巡抚所拟,即吴英凌迟,女人及未成年者一律发配为奴。但皇帝仁慈,改第二条吴英弟弟及子侄之斩立决为斩监候,秋后处决。

  在传统社会,底层知识分子上书当道乃是常事。中国早期历史上出现过许多“片言可致卿相”的传奇。苏秦、张仪仅凭一张利嘴,博得相国之印;东方朔以三千简上书汉武帝,入仕为郎官。事实上,唐代以前,向朝廷建言献策,乃至献歌功颂德的文艺作品(比如杜甫所献《三大礼赋》),是知识分子进身的一个主要途径。

  因此,历朝历代都有无数进身无路而自认有奇才异能的读书人怀抱“策杖谒天子,驱马出关门”的梦想,纷纷毛遂自荐,满怀热情地向朝廷献书、献策、献诗、献赋。其目的无非两种:一种是出于社会责任心,揭露疾苦,为民请命;另一种是卖弄文笔,逞露才华,希图“朝为田舍郎,暮登天子堂”。

  

  乾隆皇帝在登基之初,也曾经“广开言路”,每年都会有一些千奇百怪的献策报送到皇帝御前。这些出自底层知识分子的作品多数粗陋无文,皇帝不过一笑置之,从未因此而开罪于人。

  但自乾隆十六年(1751年)起,皇帝却一反常态,突然大开杀戒。乾隆十六年八月,山西省一个精神有点不正常的人,名叫王肇基,到官府投献了一副诗联,以祝贺皇太后寿诞。用王肇基自己的话说,“恭祝皇太后万寿,不过尽我小民之心,欲讨皇上喜欢……”“实系我一腔忠心,要求皇上用我,故将心里想着的事写成一篇”。诗联后面还附有一小段议论,虽然词句颠三倒四,大致可以看出是评论时政之意。地方官将此案汇报给皇帝,乾隆命将他“立毙杖下,俾愚众知其所炯戒”。这是有清一代将献文献策者处以死刑之首例。

  从这起事件之后,因献策而得罪的文字狱就连绵不绝。在这些献文献策案中,最让人哭笑不得的是这样一起:

  乾隆四十一年(1776年),皇帝出京恭谒泰陵。护卫巡视御道的时候,发现一个年轻人鬼头鬼脑地逡巡在御道边,身上还揣着什么东西。护卫拿住此人,送官审问。

  此人姓冯名起炎,山西临汾人,三十一岁,是个秀才。原来他是想献给皇帝一本自己所写的书。书的内容是以《易》解《诗》,水平不高,但献书的动机却出人意料:居然是为了爱情。

  原来冯起炎家境贫困,难以娶妻,却暗暗相中了自己张三姨母家和杜五姨母家的两位分别叫“小女”和“小凤”的表妹,暗恋已久,想效仿娥皇女英之故事,把两位佳人都娶到家中为妻。在案卷中,他是这样交代的:“臣……名曰冯起炎,字是南州,尝到臣张三姨母家,见一女,可娶,而恨力不足以办此。此女名曰小女,年十七岁……又到臣杜五姨母家,见一女,可娶,而恨力不足以办此。此女名小凤,年十三岁,虽非必字之年,而已在可字之时。”

  自己家庭贫穷,科举又不顺,此愿当然难遂。此人平日酷爱佳人才子之书,乃是一名文学青年,头脑中充满罗曼蒂克的幻想。在种种办法都行不通后,他脑筋急转弯,想逞露才华,献书皇帝。说不定皇帝一见,就惊呼他为奇才,然后他趁机把心中夙愿向皇帝倾诉,皇帝一高兴,就会赐他银冠玉带,命他奉旨成婚。

  在挨了许多板子要被送进大牢之前,冯起炎还期待着皇帝会可怜他的一片痴情,偿了他的夙愿,请审案官员转告皇帝,“若以陛下之力,差干员一人,选快马一匹,克日长驱到临邑”,去为他说媒,“则此事谐矣……二事谐,则臣之愿毕矣”。

  想必乾隆皇帝登基四十一年来,还没有遇到过如此可笑之事。在开怀大笑并且把这个笑话转告给后宫宠妃之后,皇帝表现出了难得的慈祥和善良。当然,说慈祥,不是说皇帝真的派人去给冯秀才娶小女和小凤,而是少见地没有取他的脑袋。

  起炎先生幸运地保留了性命,以“痴心迷妄”“欲渎圣聪”之罪,“刺字发遣”,发配到黑龙江的冰天雪地里,“给披甲人为奴”,在北大荒终老此生。

  疯子文字狱

  乾隆十八年(1753年),一个面黄肌瘦、衣衫破旧的人来到山东孔府,叩门投书,自称是孔家的亲戚。此人自称浙江人,叫丁文彬,说前日上帝临凡托梦,把孔府衍圣公的两个女儿许配给了他,他今天来做上门女婿。他自称不是平凡人,别看穷,可是学富五车,写了许多文章,“皆天命之文,性命之学”,请衍圣公过目。

  孔府将此事报官,审得此人实系一精神病患者,从小父母双亡,年纪老大还没有成亲,因此精神越来越不正常,时常听到一个小人,自称上帝,在他耳边说话,指点他改写《洪范》和《春秋》,并且说已经命他当了天子,管理天下之人,年号为“天元”,并且偷偷把自己的哥哥封为夏文公,族叔封为太宰。

  山东巡抚杨应琚在奏折中对丁的得病原因进行了合情合理的分析:“臣考察其情形,丁文彬乃是一至贫极贱之人,一旦识了几个字,就自认为身怀奇才异能,无出其右。因而妄想富贵美色,痴心目识,结为幻影……”,他说,“听其所言,不论何人俱知其妄”。

  杨应琚的分析很有道理,符合现代心理学的补偿原理。当然,他进行深入分析,是为了证明丁氏并没有其他党羽,不是真正的逆案,而不是为了宽恕丁文彬本人。这位深知乾隆心理的大臣建议皇帝把丁文彬杀掉。

  乾隆皇帝也认为此人是个疯子无疑。杨的奏折中提到丁氏身体不好,经过大刑,已经奄奄一息。皇帝对此非常重视。他掐指一算,这个案子按正常程序,经三法司会审,再行文到山东,先后要近一个月时间,即使再加急,也要旬余。如果丁文彬这期间死在狱中,可就太便宜他了。于是他立刻传谕杨应琚,根据丁的身体情况,自行决定丁的行刑日期,如果丁氏确实病危,即可将丁文彬提前凌迟处死。

  杨应琚受命之下,当即亲赴大狱察看丁文彬的健康情况。他发现丁氏说话时气短,精神极度萎靡,恐怕支撑不了几天,于是立刻命令济南知府等当天布置法场。乾隆十八年六月十四日午时,丁文彬被架上囚车,押赴法场,在万头攒动中被绑上木桩,接受千刀万剐,在身上的肉一片片被割下来之时,他口中尚且喃喃有词,念叨上帝的恩谕。

  据不完全统计,乾隆一朝,类似丁文彬这样的疯子文字狱多达21起。前面提到的王肇基,也是一个精神不正常之人,所献诗联词句不通,思维混乱,连乾隆都认为“竟是疯人而已”。然而这些疯人没有一个逃过了皇帝的法网。其中7起案件,疯子被凌迟处死,疯子的亲属也被连坐,或者处以斩监候,或者被赏给功臣人家为奴隶。另外14起被从轻处理,不过即使从轻,也基本都是“斩立决”或者“立毙杖下”。

  图碑类文字狱

  乾隆三十三年(1768年)八月,福建的一个小贩李浩,来到浙江省贩卖图文碑记,被浙江瑞安“城管”,也就是差役搜查,缴获了他所贩卖的《结盟图》《惩匪安良图》和《孔明碑记》,报给县令。其实贩卖这些东西,就像贩卖财神像一样普遍,并不存在什么风险,因为这些东西无非是民间劝人向善的宣传品。

  《结盟图》是劝世人遵圣守法的,《惩匪安良图》劝坏人弃恶向善,那《孔明碑记》中除了一句“两两相争不见天”略觉刺耳之外,也不过是一些荒诞不经的预言,并没有什么犯上作乱之意。据李浩称,这《孔明碑记》的来头可不小。据说这一年二月二十八,狂风大作,暴雨倾盆。风雨过后,广东东山寺院里出现了一块石碑,碑文是诸葛亮所题,内容是预测未来吉凶之事。百姓都说是诸葛亮显灵,因而纷纷传抄。

  按理,贩卖劝善文字之事本不值一问,然而官员们都知道在乾隆朝既然案子事涉文字,就要宁左勿右,否则皇帝怪罪下来吃不消,于是经巡抚、总督,直报到皇帝那里。皇帝果然对这件事十分重视,批示“知道了,从重定拟,不可姑息”。

  掌握了皇帝意图,地方官立刻兴起大案,追查数省,牵连多人。在办案过程中,皇帝还特意嘱咐,“绝不能叫一个罪犯漏网或者自杀”,可见其草木皆兵之心态。

  这个案子的最后处理结果,在档案中并没有记载。但是以乾隆处理文字狱的一贯手法,我们不难想象又有许多家庭妻离子散,家破人亡。

  宗教型文字狱

  乾隆朝另外许多文字狱,其实是与打击民间宗教密切联系在一起的。乾隆对于那些有任何民间宗教及结社嫌疑的文字,都十分警惕。

  乾隆三十七年(1772年),山东小长治村李孟炳等人携带“邪书”,到河南临颍县一带传八卦教,为地方差役查获。地方官随即展开调查,又在临颍县一个教徒家中搜得《训书》一部,内容荒诞不经。河南巡抚将“经书”上呈御览。这些地方大吏的“阶级斗争”弦远没有乾隆绷得紧,审查数遍,也没看出书中有什么“悖逆情事”。倒是乾隆皇帝极为精细,“经书”报送上来后,他细细阅读一遍,“敏锐”地发现了问题。他发现,书中有一字经过了涂改,把“胡”改成了“明”:逆书中有“平明不出周刘户,进在戊辰己巳年”之句。朕阅“平明”之“明”左旁日字有补改痕迹,细查笔法,系“胡”字迁就改易而成,其为大逆显然。

  乾隆皇帝平时深文周纳,而这一次他确实抓到了一点真东西。地方官员又查获其他经书,证明乾隆的推测正确,原文确是“胡”字。也就是说这些字句中确实含有反清思想。这就坚定了乾隆把此案办到底的决心。严查之下,终于揭开了八卦教的神秘面纱。

  我们不能不承认乾隆皇帝对农民起义规律的认识颇为深刻,防范的手段也确实老辣阴狠,然而这并不能阻止清代后期风起云涌的一次次大起义。就在他前所未有地打击民间宗教的过程中,白莲教起义的怒潮差一点掀翻了他的统治。而在他故去五十年后,正是四次科举没能考上秀才的“失意文人”洪秀全,利用“拜上帝教”起事,再一次沉重打击了大清朝。

  来源:各界杂志2023年第4期

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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